作为《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重点项目，“双高计划”比肩普通高等教育“双一流”建设，是落实“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重要制度设计，也是国家职业教育大改革、大发展的“先手棋”。2019年“双高计划”建设立项名单中，56所高职学校入选高水平学校建设名单，141所高职学校入选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名单。“双高计划”名单的落地，标志着我国职业教育迈入“双高”时代。“双高”是每所高职院校的办学目标与品牌追求，是扩大招生规模与办学规格的金字招牌，对于职业院校自身发展来说意义重大。我国职业教育的建设经历了示范校（骨干）校、优质校、双高校3个阶段。如果说示范校建设是“在平原上立旗杆”，那么“双高”建设则是“在高原上树高峰”，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职业教育从示范（骨干）校建设，到优质校建设，再到“双高计划”，并不是简单的优中选优，而是以持续的政策供给，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带动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实现整体的提质培优。示范校建设重在通过点上改革，探索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和基本路径，示范校建设改革主要集中在推进教学建设和教育改革、加强重点专业领域建设、增强社会服务能力和创建共享型专业教学资源4个方面，示范校建设的重点是以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为主线、以专业建设为龙头、以“双师”建设为抓手，推动示范校的基本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从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示范校建设任务之间是点与点的围绕与配合，未能强调标准开发与制度创新。“双高计划”的总体目标是要在党的建设、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技术技能创新服务、专业群、双师队伍、校企合作、服务发展水平、学校治理、信息化以及国际化这10个方面形成一批高水平、科学规范、国际可借鉴、有效支撑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制度、标准。这“十个高水平”涵盖了职业教育的方方面面，包含了职业教育制度体系设计和职业院校内外部教育教学生态的建立，因此，“双高”建设更须从“点上突破”走向“系统改革”，通过科学顶层设计，在标准和制度上实现突破，从资源建设、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各个层面，建立起一套符合职业教育类型特征的高标准和新方案，引领院校改革发展。示范校建设强调通过打造一批核心的示范专业，带动和辐射其他专业发展，但专业之间的协同性、整合度并不高，各个专业之间仍然是单打独斗地进行课程建设和教学资源开发，专业建设缺乏整体协同度，院校内部各专业之间未能建立起共生与共融的关系。从“专业”到“专业群”虽是一字之差，却反映了高职教育从封闭式、学科导向到开放型、能力本位的转变。“双高”建设需要院校形成整体协作观念，摈弃“专业群=专业链”“专业群=专业研究基地”等错误观念，把专业建设从孤立式发展转变为群集形式共生，更须在专业群组建机制、协同机制上有效突破，通过专业与专业之间、专业群与产业链之间、专业集群与产业集群之间的融合发展，适应新技术引发的快速职业迭代，提升职业教育服务产业发展的能力，推动从“专业建设”走向“集群提升”。示范校建设主要从建设基地的角度出发，要求示范性高职院校在专业建设过程中带动区域、行业发展。虽然经过3年的建设周期，示范校与各类行业企业建立了数量众多的职业教育集团、校企联盟以及校外实训基地，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校企合作的理念和路径问题，但总体上还是体现在面上，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之间并未建立起紧密融合的合作关系。“双高”建设坚持产教融合的基本原则，强调要推动高职院校与行业企业形成命运共同体，凝聚产教融合的主线由原来的校内外“实训基地”向综合的“技术技能服务平台”转变，从“面上合作”走向“同频共振”，从两头松散的合作向一体融合转变，从“虚拟”向“实体”的运作突破，在“匹配—不匹配—匹配”的螺旋调整中实现院校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互惠共生”，实现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同频共振。示范校建设推动了高职院校由规模发展转向内涵发展，促进了职业教育基础能力的提升，但是同质化办学的根本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由于高职院校对本身定位缺乏清楚的认知以及特殊国情使得难以借鉴国外经验，遂以对普通高等教育的模仿与效法为本，在建设过程中自我成长性被忽视，特色建设逐渐被自我丢失，从而导致大多数院校办学同质性严重。“双高”建设就是要求高职院校扎根区域、紧贴行业企业需求，在示范校建设周期的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凝练专业特色和办学定位，把每所学校的专业群“个性”建出来，发掘与弘扬地区特色，把区域产业特色转化为学校发展特色，发挥聚集效应和品牌影响力，打造若干所不可替代的发展“高峰”，形成高质量发展的新优势，实现自身对区域经济贡献值的转变，从而实现从“一片平原”走向“万座高峰”的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模式。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是反映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文明程度、公民素质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在“制造强国”和“海洋强国”等战略背景下，建设高水平高职学校首先要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绝对领导，抓牢党委对“双高计划”建设的主心骨作用；其次是要坚持自身发展定位，建构具有显著特色的教育类型；积极推进“三教”改革，深化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要面向区域支柱产业和重点企业，强化特色专业群服务产业能力；最终在与世界的开放交流中，形成可供推介的中国职教方案。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事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在推进“双高计划”建设中，加强党的领导是其重大政治前提。温贻芳认为《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中提出“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引领改革、支撑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职学校和专业群”，其中“中国特色”是根本属性，“双高”建设就是要扎根中国大地、回应中国需求、彰显中国特色。当前“双高”建设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如党建与教育教学融合互促不够，“两张皮”问题仍然存在；“三会一课”吸引力不强，党建工作特色、亮点不多。针对存在的问题，学校党委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充分发挥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作决策、保落实”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用“四个意识”导航、“四个自信”强基、用“两个维护”铸魂，教育和引导广大师生坚定理想信念，打造风清气正的学院政治生态和良好育人环境，为“双高建设”铸就坚实的政治堡垒。学校党委要聚焦“建强基层组织、推动党建服务、为民办事服务、提升治理水平”职责，促进“双高专业群”高质量发展。学校党委要坚持以立德树人中心环节，加强教育治理体系建设，利用信息技术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积极落实“课程思政”工作要求，坚持以理想信念教育、课程思政为核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为关键，形成思政课、通识课、专业课三位一体的大思政课程教育体系。《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开篇就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不同类型、同等重要”8个字庄重有力、掷地有声。长久以来，我国职业教育的办学模式和体制机制一直都在模仿借鉴普通高等教育。从专业建设范式到课程体系开发，从教材编写体例到教学模式都没有脱离本科教育的影子，正是由于缺乏对职业教育的正确定位，导致我国职业教育与世界发达国家职业教育还存在着较大差距，职业教育特色未能得到充分彰显。“双高计划”作为我国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项目，需要认清职业教育的本质特征，因此，职业教育作为不可替代的教育类型，区别于普通教育的核心特征亟待固化，需要在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过程中进行积极探索，形成按照类型教育特点办学的制度和标准体系。因此，要坚持将德技并修作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特征。基于类型特征，突出对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学历教育与社会培训结合；“双师型”教师队伍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获取率的评价来构建现代职业教育评价体系；深化职普融通，打破职业教育专科层次学历教育的“天花板”，鼓励优质高职院校在高职本科以及更高层次上开展办学实践，构建形成职业教育的资历框架和学生发展的纵向贯通和横向融通的发展通道，为构建“双通制”现代职教体系奠定坚实基础。随着工业4.0时代到来，人工智能席卷全球，未来的竞争一定是人才的竞争，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的建设内容之一就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在智能化时代，传统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显然不适应了，面临着培养过程缺乏能促进职业能力持续积累的完整体系，培养方式过于依靠学校职业教育模式，缺乏适合的职业能力开发与课程组织方法的问题。在“双高”建设过程中，高职院校要对标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通过组建高水平、结构化教师教学创新团队，探索模块化教学模式，深化教材与教法改革，推动课堂革命；以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为依据，以核心专业建设为龙头，对接群内专业的就业岗位群，以专业群为单元进行专业课程体系改革与课程整合，实现专业群内课程、师资、实训基础设施等教育教学资源的共建共享，进而形以核心专业为引领，带动专业群内其他专业协同创新发展；面对“百万扩招”带来的生源类型多样、结构复杂、基础差异等难题，面对更加多元化的产业人才需求，高职院校需要处理好单一供给与多元需求之间的矛盾，改革传统培养方式，以满足不同群体的“适合教育”，统筹兼顾、制订更加个性化的适应学生发展需求的培养方案；深入推进1+X证书制度实施，将行业企业最新标准、规范和职业技能等级标准融入课程内容建设与新形态教材开发之中，不断提升整体人才培养质量。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其显著特征之一就是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这也就突出了职业教育服务行业企业的功能与作用。《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提出双高计划需要打造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要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服务；要为区域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提供科技攻关、智库咨询等服务。要想实现服务行业产业能力的提升，双高院校一方面必须从大处着眼，把专业建设置于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之下，面向“中国制造2025”等国家战略，突破体制机制瓶颈，通过“自我造血”来提升服务能力，打造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另一方面得“落实落细落小”，院校须通过专业结构的动态调整和专业之间的资源整合，匹配产业结构对人才的新需求，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按照专业群构建的产业逻辑、岗位逻辑、内容逻辑和学校实际情况，进行专业重组和结构优化，推进组织结构调整和管理方式改革创新，形成以国家级高水平专业群为引领、省级高水平专业群为支撑和校级高水平专业群为基础的专业群建设格局；发挥专业群技术优势，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协同创新中心为依托，组建技术攻关团队，联合企业开展技术攻关；对于缺少技术研发方面积累的专业群，要把打造技术技能服务平台的方向转移到服务政府管理咨询和非遗技艺传承上，对接区域发展战略，将重点放在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我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担当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辐射引领带动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显著作用。“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是邓小平同志在1983年为景山学校的题词，这不仅仅是指基础教育，职业教育也一样要实现“三个面向”。我国高职院校在国际化办学中，经历了从“示范校”时期的“配合参与”到“优质校”时期的“主动作为”，同时也体现了教育话语权的变迁，高职院校从外围入场开始逐渐变为中心主场。职业教育国际化作为“双高计划”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体现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质量。“双高计划”立项建设单位聚力中外合作项目内涵建设，建立国际化专业群建设指导委员会，围绕专业群建设重点开展教学科研、技能培训、技术服务，增强专业群国际竞争力，开发国际通用专业标准和课程体系，提升国际化办学育人成效；服务“走出去”，参与国家职教援外项目，建立海外教育培训机构，打造“鲁班工坊”等一批特色鲜明的国际职教品牌；探索援助发展中国家职教渠道和模式，推广国际化办学实践经验，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国际化职业教育模式。徐国庆教授指出，建设高水平高职院校需要注意高职院校本身的关键特征，结合范型从拓展项目建设周期、搭建研究所需要的硬件平台、系统规划重要研究领域、构建促进研究的文化与制度四个方面来推动高职院校从“建设”到“研究”的发展范式的转变。当前正是“双高计划”建设的关键时期，各高水平立项建设单位应遵循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的价值主线，找准关键着力点，为创造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的发展模式做出应有的贡献。来源：《工业技术与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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